余国藩撰、李晶译：《猴子与僧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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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学者余国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 –2015）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与文学博士，曾执教于芝大近四十年，是《西游记》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全书共四卷，于1977至1983年出齐）；后应读者要求，从全译本中拣选内容并修订打磨出节译本《猴子与僧人》（The Monkey and The Monk），200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系他为节译本所撰前言，文中简要介绍了《西游记》原著的演变过程、内容要略、人物形象、宗教特色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并交待了自己译介《西游记》的缘由。此文过去未见中文版，此处译出，祈就教于同好。
《西游记》的故事梗概建立在著名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
玄奘（596？-664）从东土大唐出发，去往遥远的印度求取当时大唐没有的佛家经卷，对他信奉的那一支教宗而言，这些经卷都是经典。
玄奘邮票
玄奘出发时是遮遮掩掩的，因为当时的皇帝唐太宗（ca. 600-649, r. 626-649）明令禁止国人去往西方边境。这种违禁行为一旦为人发现，他有可能获罪被捕甚至会被处死。
不过，到他回国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玄奘的取经之旅漫长而艰苦，前后迁延了将近十七年（627-644）。
回到大唐之后，他不仅取回了想要的真经，还迅速获得了皇家的认可与资助。唐太宗将他安置在当时的国都长安（当今的西安），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的二十年时光，成为翻译印度佛教文献的大师。
朝廷下令帮他招募了一批合作者，他带领这些人为中国百姓将大量佛经译成了中文，共计七十五部或1341卷，这一成就超越了中国历来所有的经卷翻译者，后来也无人能及。
《猴子与僧人》
直到今天，相关地点（譬如玄奘埋骨之处大雁塔）和他身为佛教领袖奉献毕生精力的遗址都还在，游客到西安都可去游赏。
在虔心事佛的伟业中，完成此类长途跋涉者不独玄奘一人；不过，在中亚和印度可见的关于他这段经历的记录与记载（有他本人的，还有他去世后众弟子写下的）都使得玄奘成为中国历史上声名最为卓著的宗教人士之一。
他走到了丝绸之路一代及更远处，其间忍受的种种困顿与磨难，在旅途中各阶段的宗教活动，他那不可遏制的热切精神与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以及皇家给予他的隆重恩遇，所有这一切合力将他塑造成一名文化英雄。
余国藩译本《西游记》
然而，这位英雄的故事在民间与文学想象中的记载迅速偏离了已知的史书与史实，变得独具特色。
大约过了千年后，通过各种媒介，无论是口耳相传还是笔墨故事（文字片段、诗意短文、散体短篇小说、形制成熟的戏剧，还有长篇白话小说），到明代演化出最终版本，成为尽人皆知的四大名著之一。
至此，《西游记》已从一位俗世僧人的朝圣功绩演化为这样一个取经故事：带有奔波探险、奇幻想象、幽默谐趣、社会讽刺与政治讽刺，以及建构在错综复杂的宗教融合物之上的严肃讽喻。这部由取经之旅演变而来的虚构小说里面，有三大要素。
余国藩先生
第一大要素关系到这位取经人的来历与性情。与有据可考的历史背景及玄奘经历完全相反，戏剧或宗教性文本（譬如明代晚期出现的各种“宝卷”）等虚构文学中的唐僧身世是这样的：
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生长大，当初父亲遇害身亡，母亲居孀，被强盗掳走强暴，生下他之后将他遗弃，一家寺庙的长老收养了他；长大成人后，他为父母报了仇。
如眼下这部节译本中第八至十三回所述，佛家的“天意”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切因由最终都导向唐朝皇帝选择玄奘来做取经人。
在这部重新书写的历史中，平民僧人本身的宗教热忱改换为多重动机，烘托起这份宏图大业：佛祖慈悲为怀，发愿将佛家经卷作为普度众生的礼物，赐予东土大唐罪孽深重的中国人；与之对照的还有小说中取经人的宗教奉献与政治忠诚（对于皇命与皇恩）。
余国藩译本《西游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史书记载的取经之旅虽为一位虔敬热诚的僧人秘密启程的越规行为，小说中的这趟旅程却是佛祖预先晓谕的，又有观音（中国各宗教中最得人心的慈悲女神）全程照拂，并且是受唐朝皇帝热情委派的。
这次虚构化旅程的第二个鲜明特色在玄奘收下一位形似猴子的徒弟时出现。这位动物样貌的护卫型侍者身怀无穷无尽的智慧与神通，此形象与取经人之间的联系早在十二世纪流传的故事片段中已然可见，后来的叙事文学中又有发展，不过，直到晚明这部长达百回的小说中，这位形似猿猴的角色才得到了最充分、最引人入胜的详细描绘。
《猴子与僧人》插图
小说中为玄奘首徒赋予了重要意义，从章节的铺叙中即可看出：
开篇整整七回的内容都在叙述孙悟空的降世与成长，他在玄妙的道家修炼中的训练与收获，以及他上天入地无所畏惧的探险，直到大闹天宫的高潮——这些片段足以当作独立的故事来读，也的确改编成了京剧及其他戏曲作品。
孙悟空被佛祖亲自出马制服并囚禁起来，后来一旦皈依佛教，就成了玄奘最有本领、最忠诚的弟子。
《罗摩衍那》
猴子那片刻不宁的灵性、武力与法术，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都让现代中外读者想起其他文化里另一位猿猴似的英雄：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里的哈奴曼（Hanuman）。该史诗相传为诗人跋弥（Valmiki，又译蚁垤）所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学术界在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关联性上一直含糊其辞，原因首先在于一直未有可足为据的文本或史料。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终于渐渐发现了一些文献，有可能从不同方面说明：佛教重要文献中的罗摩衍那故事自译成中文后已广泛流传。
剪纸孙悟空
不仅如此，除了两位神猴形象特征的高度相似（都有打斗中的勇气与本领，都会飞，都惯于钻入敌人腹中制敌）之外，两个故事中还有一些惊人的类似，如多处描写细节和不同片段的情节等等，无不令人怀疑，这些若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一种更充分的阐释。
玄奘踏上朝圣取经之路时，他的小团队已扩展到五个成员：一位僧人带着四个徒弟：猴子之外，还有一个半人半猪的喜剧性角色（实为从天宫贬落人间的道家神仙），一个感化过来的食人怪（另一位遭贬的道家神仙），一条年少犯错受罚的小白龙，化身为马充任坐骑。
《余国藩西游记论集》
这种已知的历史与长篇小说之间的鲜明对比标志着取经之旅虚构化过程中的第三个显著演变。前者系一位虔敬僧人的独自奉献，后者则代表着一组虚构角色的综合影响。
这些虚构角色在故事中又可从多方面来理解——作为某种人格的不同方面，或是一段征程（某种内在探索，无论是关于道德上的自我修炼、精神的启蒙，或是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中的多项要素，再或者作为一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
进一步而言，这个小团队组成的世界蔓延到了整个天地，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超自然的，都由古代中国社会多文化的宗教想象生发而来。
《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
叙述者的声音贯穿了整个长篇故事，虽不张扬却无处不在。事实上，这个声音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自发评论——通常是通过插入段落和新故事段落开始前的散体文简介——温和地提醒着读者，此处或许会有讽喻出现，即便是在妙趣横生的生动描述中，譬如关于喜剧性的打斗、稀奇古怪的角色、非同寻常的经历、还有格外精彩的精神或体能上的精湛技艺的展示。
为了塑造出一个与佛教史文献迥然不同的故事，作者明显大量运用了谚语和专门用语，其来源既有道教典籍，还有一个通常称作“三教合一”的变动不居的潮流，此潮流自宋代肇始并繁盛，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已经深入上至官府精英，下至商人、书吏等各个阶层，乃至平民百姓当中。
余国藩先生
明清时期，这一潮流常在小说及小说评批中流传并格外鲜明。这种“合一”真正是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混合，传统儒、道、释中各种大不相同的概念、类别被有意地融为一体。
从原著第二回中须菩提吟咏的诗句中可见，我们的小说作者对此知之甚详。这位不知何宗何派的大师第一次向美猴王传授长生之道等神奇本领时吟道：
说一会道，
讲一会禅，
三家配合本如然。
此处提到的“三家”自然是指上述三种宗教传统。关于这一宗教合并，另有一处更明确的指示出自佛祖口中，小说开始不久（第八回），他声言这些经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
余国藩《重释石头——〈红楼梦〉中情欲与虚构》
到故事结尾处（此译本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更加健谈地提到，这些经卷“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古往今来真正的佛教徒听到这种说法应该都会震惊不已的。
谁是这部想象力恢弘繁复的叙事作品的作者呢？这部长达百回的小说足本于1592年在南京出版（公认最早的权威版本），但既无匿名编者也无具名出版商，更无序言等内容的作者，可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丝半缕的线索。
吴承恩塑像
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已开始集中关注明代小官吏吴承恩（ca. 1500-1582），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小说作者，根据在于吴承恩是一位诗艺高超又非常多面的诗人（对得上散布于全书叙事中共计一千七百余首各种类型与风格的诗词），另外他还喜爱怪谈异事的传说与作品，又以善讽刺和写作谐谈著称，是东南沿海地区淮安人。
自十七世纪以来，读者明显可以看出，《西游记》的叙述语言里含有大量口语化的表达，那种特殊的方言正是淮安话。
重中之重的一点还有，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的淮安县志中，吴承恩的名下列有数种作品，其中赫然有《西游记》在内，尽管后来再无研究者发现过确凿信息，能够确定这部《西游记》究竟是什么作品。
阿瑟·韦利译本《西游记》，1985年出版。
这些关于吴承恩著作权的争议自然不应无视，也就无法得出公论说他就是小说作者，现代日本与欧洲学术界也不断质疑。
更近一些时候，中国有些学者再次探寻统一道教某些分支的历史，试图找到关于《西游记》作者身份的线索，以及原著的问世背景。
虽然作者难明，这部小说却从出版之日起就赢得了广泛阅读，不仅在中国各地区、各社会阶层中；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通过越来越多的翻译和不同媒介的改编，也在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传播开来。
改编形式有图画书、漫画、游戏、京剧与地方戏、皮影戏、广播节目、电影、电视连续剧，据报道还有一部西方歌剧也在制作过程中，此外还有英美人士的多种改写，譬如毛翔青, 汤婷婷, 玛丽·齐默尔曼, 黄哲伦等 。
余国藩译本《西游记》
我为《西游记》劳神耗力始自1970年，动机有二：
一是希望能纠正阿瑟·韦利节译本中描绘的故事，该译本备受欢迎与赞誉，却扭曲了原著 ；
二是想重新平衡对原著的评论，学者外交家胡适博士曾为阿瑟·韦利的英译本写过一篇有影响的序言，断言“《西游记》与佛家、道家、儒家评批者的一切讽喻性的解读无关，纯为一部幽默之作，多有无稽之谈与善意的讽刺，再就是令人开怀的娱乐。”
我最早接触这部精彩小说还是在儿时，先祖父亲自为我开蒙，教法温和而不乏技巧，他正是用《西游记》做课本来教我读书识字的。
那是在大陆，日寇侵华时期的战乱年间。那段学习使我深信，这部叙事作品恰恰是世界上最精妙的讽喻之作。
后来我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钻研、翻译此书，又在芝加哥等地数十年间为学生讲授这部作品，由此成为一名快乐的见证者，见证关于此著的学术研究与阐释的各种新转折。
《中国的政治与宗教》（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大家远程合作的研究结果已证明，宗教内容不仅对小说的接受与成型至关重要，也几乎是此著中承载的独特内涵，并且这种内涵不必与“幽默，无稽之谈与善意的讽刺，再就是令人开怀的娱乐”相冲突。
1983年，我翻译并注释的《西游记》英译本出版，是此著的首部英文全译本 。
不过，这个全译本未能逃脱命运的讽刺。四卷本刚出齐不久，远近的朋友与同仁就纷纷抱怨全书篇幅太长，太不切实际——对一般读者阅读是这样，用作教学用书也是如此。年复一年，我都抵挡住了他们的请求，没有动手裁出一个缩略版。
阿瑟·韦利译本《西游记》
不过到如今不得不说，韦利教授的节译本自有道理——尽管眼下我这个缩略版仍旧尽量有别于他的译本，尽可能地将选译的诸片段的文本特色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自第十六回开始，每回开端都用数字括注了本回内容对应四卷全译本中的哪一回）。
余英时悼余国藩诗
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提供机会为我出这个节译本，还要谢谢他们在拼音方面给我的技术支持，帮助我将罗马化字词转成拼音并做出大量修订。我非常期望这部“折扣”版小说在文学效果上不要打折扣，并能唤起读者共鸣，进而乐于去领略全译本的丰饶内容。
2005年八月
《文化记忆与艺术新形态——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